迪亚拉的故事很简单。一个非洲人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用11年获得了中医本硕博学位，成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医博士。他在四川几家中医院工作过，也在云南的乡村服务过麻风病人、艾滋病人，还自发做了10年的乡村医生培训，累计培训了3000多名乡村医生。

但是在中国的39年里，他的故事又很难用几千字讲完：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个村庄，他的车5年就开了37万公里，在红河州多急转弯的盘山路上，他出过多次车祸。他到过1998年长江洪水、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的救灾现场，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正在抗洪的长江大堤上。2000年年初，每次他到红河州那些“缺医少药”的村子，找他看病的人会排成长队，他会被至少10个人围住，从早坐诊到晚——迪亚拉医生来者不拒。

迪亚拉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4年秋天。那时，20岁的他和11名同学从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出发，经巴黎、印度转机，花了两天辗转抵达北京。当晚，他人生第一次喝了杯“滚烫的热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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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迪亚拉59岁了。他熟悉的中国方言比很多中国人都多，包括北京话、粤语、四川话、云南话，还有一些哈尼语和藏语。以至于他流畅的普通话夹杂一丝“四不像”的怪异，不管在南方北方，听者总说他的口音来自异乡。

1997年，当在四川读中医博士的他爱上四川姑娘杨梅、想和她结婚时，杨梅父母反对说，“谁知道他在马里有没有结过婚？”人们对他的祖国马里共和国的了解，远不及他对中国的。这种差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益加深。

迪亚拉生于医生世家，很小的时候，就住在父亲做院长的医院院子里，经常旁观父亲看病。从父亲那里，他很早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，“无论至何处，遇男或女，贵人及奴婢，我之唯一目的，为病家谋幸福”，明白从医要“爱他人如爱自己”，“只有这样，才能体会病人身上那些伤痛”。

他说医生服务的是“众生”，不是中国人或马里人，他形容自己是“地球村的村医”，作为一个医生，最重要的治好眼前的病人，无论对方来自哪里。

关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转折，很多时候他用“缘分”“直觉”来解释。例如，起初他有去苏联的留学机会，但他放弃了，后来又赶上了来中国的项目，所以来了中国；到中国之初他在北京学习普外科，但他觉得普外科当时给留学生设置的课程太简单——他是以全省第一的成绩从马里的医学院毕业的——于是转学中医。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见过中国医疗队在父亲的医院给病人针灸；做乡村医生培训，是因为发现一些乡村医生基础太差，他觉得不得不做；而后来救助的许多病人，则是通过和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们，出现在他面前。就像迪亚拉自己所说，他做这些并非有意为之，只是“一件事引发另外一件事”“刚好见到了”。

他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本科时，班上还有几个外国人，但学中医需要读医古文，没多久，其他人就走了，只有一名同学坚持到毕业，但没再读中医硕士。

迪亚拉硕士毕业时，马里的教育部门不愿意再资助他读书，认为他该回国工作了，他却觉得自己还没学透，靠着家里的接济、在医院值夜班赚来的加班费自费读了下来。他没和家里人说过教育部门停止资助的事，最困难的时候，全身上下只剩下5元钱，连饭也吃不上。这时候，马里突然打给他一笔过去的奖学金“欠款”，他幸运渡过了难关。

他刚工作时，见他是外国人，没有一个病人找他看病，隔壁诊室排着长龙。他在第四天有了第一个病人，病人从他诊室跑出来质问前台：“我不是挂的中医吗，怎么是个黑黢黢的人？”迪亚拉挽留她：没有效果，我不收一分钱。

后来，他的病人越来越多。但又面临另一重矛盾，病人多，奖金却少，有一次，拿到的奖金只有另一位同事的四十分之一。院长多次来找他谈话，说他给病人开药太少。第三次来找他，他辞职了，开病人不需要的药，违背他的价值观。

失业后，迪亚拉医生通过无国界医生项目进入云南乡村。待了十几年，很多的边界在这里渐渐消弭。2000年年初，云南一些乡村经济条件差，西药和医疗器械匮乏，迪亚拉带着人就地找草药，教当地人用中医就地取材来治病。在一个村子，他搜寻几百种草药，可治疗当地70多种常见疾病。

在乡村医生培训班，他则更多地教基础的西医知识，从人体构造讲起，教医生们外伤缝合、打针，降低输液率。有时他会被村民围观，有人怀疑过他是否有“特殊目的”。但也有村民以为他只是来自高原的某个少数民族。不少人问他，中国人的体质和马里人有什么不同吗？他总说，人类的身体都是一样的，只是环境不同，随环境产生了不同特征。后来，根据少数民族习俗，甚至不少村民拜他做“义父”。

迪亚拉医生要与村民顽固的习惯习俗斗争。在一个村子，居民世代住在只有狭小窗户的黑暗房间，人畜共处，极不卫生。但长期习惯很难改变，当地政府请迪亚拉来帮忙劝说。迪亚拉对村民开玩笑：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来你家吗？进来你们就看不见我了。

2000年年初，迪亚拉医生来到云南的麻风病村时，这些村子已与外界隔绝20多年。即使做伤口清理时，迪亚拉也从不戴口罩、手套，怕刺痛麻风病人本就敏感的神经，加重当地对麻风病人的歧视。麻风病损伤神经，有病人下肢腐烂，为防止虫鼠啃咬，用塑料布缠了一圈又一圈。有一次，迪亚拉把一位70多岁老妇小腿上的塑料布解开，用手清洗、消毒，身边随行的人闻到气味都散开，跑到远处。他曾见过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被关在猪圈里。他们和防疫站站长做了思想工作，最终把男孩背了出来。迪亚拉以这个故事为原型，排演了一部话剧，请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做演员，在广场上演出。

有一天，迪亚拉培训过的乡村医生来找他，告诉他村里有个孩子的脸被某种虫子叮咬，从鼻子到上颚，开始变黑、腐烂。迪亚拉没见过这种病，他联系专家，帮他免费做手术。但孩子的家长不愿参与，迪亚拉尝试了三次也没成功。其中有一次，他终于说服孩子父亲带着孩子来昆明，安排好了车来接，但父亲在车抵达昆明前下车，孩子自己来到昆明，走丢了。

准备做手术的医生没等来患者。迪亚拉后来通过派出所，在收容所找到了那个男孩。手术最终也没做成功。迪亚拉曾把这个男孩带回家，把自己年幼的儿子吓哭了。迪亚拉的儿子总跟着他下乡，尝尽了奔波之苦，后来他说，长大了坚决不做医生。

同学李勇记得，大学期间的迪亚拉善良单纯，“对于中国的一些人情世故和社会阴暗面不了解”，会“不分青红皂白”地帮别人，也曾被人赖上，被骗吃骗喝，“吃了亏他也不知道，我和他讲了他才明白。”

而在另一些人看来，迪亚拉的性格有非常“硬”的一面。迪亚拉的农民朋友郭永建说，迪亚拉有时候去下乡赶不回宾馆，会搭帐篷睡在野外，随便吃点方便面。妻子杨梅则记得她发现话费收费不合理，都会和通信公司打电话，把费用明细搞清。

做乡村医生培训时，迪亚拉筹款，包揽了所有村医的路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，提供工作服、药品和书籍，他怕不提供路费人家不肯来。学员是要靠地方政府组织参与的。培训采取封闭式管理，课程安排很满，每周都要考试，不及格还要补考，学生压力很大。有的学员已经做了10年村医，但是在迪亚拉的培训上，才从“一个系统一个系统”的教学中，了解了人体结构原来是这么复杂。

在云南，迪亚拉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同出去吃饭，最多只能点与人数相等的菜加一个汤。他也会站在餐厅里监督学员不要倒掉剩饭。即使是现在，他的眼睛总会注意到人走了却还没熄灭的灯。

曾有人议论，这是因为他是非洲来的，没过过好日子。实际上，迪亚拉说，在马里，1970年他们家就拥有一辆路虎汽车。郭永建这样理解他对节约的追求，“把钱省下来，用在该用的地方，使每一分钱都没罪过。”

有一次，他们俩花了“一头牛的价钱”请人吃饭，客人没吃几口就走了，他们和服务员打招呼，说不要倒掉饭菜，他们从前门送走客人，又从后门偷偷回去，把饭菜打包，带回去给乡村医生培训班的厨师和学员。

妻子杨梅觉得他把耐心更多给了病人、学生，在乡村医生培训班上，很多学员印象最深刻的瞬间，是有人突然端来大蛋糕，给当月过生日的人集体庆祝的时候。当时，迪亚拉出主意，欲扬先抑，先作势要批评他们，让几个人站到台前，最后端来蛋糕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有学员说，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过生日。

而杨梅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她生日，自己提了，迪亚拉才去买了个礼物。在聚会场合，总有人找他现场看病，迪亚拉也不拒绝，有一次杨梅本来和他挨着坐，后来被挤到了一边。

迪亚拉不喜欢拿世俗的标准和人比。结婚时，他找了很多人力三轮车，铺上红布、装扮得很漂亮去接亲。“别人都是豪车，那个豪车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要和别人不一样。”做乡村医生培训的几年，他们从成都搬到云南省蒙自市，当时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一个红绿灯。他们在那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几年。杨梅说，一度吃饭的钱都紧张。

迪亚拉和杨梅有两个孩子。儿子两岁时就随父母去了蒙自。在幼儿园，儿子总是哭着不想上学，后来杨梅才知道，因为肤色，他在学校受到了同学区别对待。但儿子不会表达，总是哭。女儿读幼儿园时，被同学说过“皮肤黑”，还有同学家长说她，“在妈妈肚子里就被太阳晒黑了”。杨梅觉得难过，给孩子讲，“所有皮肤的人都是上帝造的”“哪怕你皮肤不一样，你还是人啊”。后来，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去昆明读国际小学。女儿读书时，要交1万多元的学费，他们拿不出，迪亚拉找了一些翻译的活儿赚钱，每晚坐在桌前翻译到很晚。

为了做公益，迪亚拉曾四处找钱，维系各种社会关系。他有时候会和自己帮助的人说，“你们是小乞丐，我是大乞丐。”那些饭局上，他的话不多。他几乎滴酒不沾，有一次为了敬酒喝了3小盅白酒，晚上给郭永建打电话说，“老郭，我摸不到墙了”。

虽然分属不同大陆，但马里和红河的纬度接近，常见的动植物相似。哈尼族有种传统食物叫哈尼豆丝，制作方法、味道和马里人的一种食物几乎一模一样。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迪亚拉会想到家乡。杨梅只随丈夫回过一次马里。但因只是短暂停留，且语言不通，和当地人的交流维持在表面。她印象最深的是，那个城市临近尼日尔河，她吃到了好吃的罗非鱼。在那里，她才明白迪亚拉为什么不喜欢把肉切成肉丝、肉片的川菜做法，因为在马里，人们吃肉都是大块大块的。

在那里，他叫Diarra Boubacar。“迪亚拉”是他20岁时才有的名字，他的母语是法语，也会英语、西班牙语。1984年，中国的留学生接待人员听了他的名字后，写下这个音译名，从此这成为他在所有场合的中文名。云南红河的乡村医生们熟悉“迪亚拉医生”的故事，但对那个叫Diarra Boubacar的人、那个有1000多万人口、盛产黄金和芒果的西非小国，他们知之甚少。

1986年，在广州中医药大学，李勇第一次见到他，他着一身华贵的马里传统服饰，给李勇留下深刻印象。2012年，迪亚拉因获得第七届中华慈善奖，被邀请至中南海，工作人员通知他要“穿正装”。

“我说我没有正装。我觉得正装应该一是有民族特色的，二是很有意义的东西。”最后，迪亚拉穿着云南少数民族村民给他做的马褂，去接受那个属于他的荣誉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